【人物档案】
戴镏龄，著名外国语言文学家，翻译家。1939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并于同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广州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身)教授，全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广东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会长。专于英国语言文学，尤其长于古典文艺批评。译有(英)托马斯·摩尔《乌托邦》、马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撰有论文《论科学实验对近代英国散文风格形成的影响》等，与朱光潜、方重合编大学教材《近代英美散文选》。
首位将《乌托邦》译成中文的人
戴镏龄以其渊博的学识外语界翻译界享誉盛名，可谓算得上是中国翻译界的泰斗。戴镏龄翻译以不失原文语言风格、精神实质见长，译诗尤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中国有很多译本，戴镏龄的译本在音节和韵式的处理方面独辟蹊径。20世纪30年代，刚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学成归来的戴镏龄，将莎翁的十四行诗，一首一首地译成中文，当作情书，寄给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徐开蜀女士。这一“无心之译”，后来成就了一段被学界争相传诵的佳作，至今仍然被公认为是最好的莎翁十四行诗译作之一。
在戴镏龄的译作中，最为大众所知的，则是他翻译了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其中堪称译名经典的“乌托邦”一词，便是由他首创。该书的原著是英国政治家和作家托马斯·莫尔;Utopia是他根据希腊文生造出来的一个词，ou在希腊文里主要是“无”的意思，topos在希腊文里有“位置、地方、空间”的意思。译名“乌托邦”可以理解为“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这三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即为“空想的国家”。
除了《乌托邦》，戴老还译有《浮士德博士的悲剧》、《英国文学史纲》，撰有论文《论科学实验对近代英国散文风格形成的影响》等，与朱光潜、方重合编大学教材《近代英美散文选》。
说到戴镏龄的翻译成就，毕业于中山大学英语系的关庆宁教授在回忆起曾经发生的中港两地文学翻译权威交手的事，感叹不已。关庆宁在三联书店英文编辑任职期间，在他处理出版了一份由谭时霖教授所著的书稿《陶渊明诗文英译》后，收到了一位以学贯中西著称的港英高官的来信，他在信中对某些诗句的译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紧急之下，关庆宁向戴镏龄致信求助。一个星期后他收到了戴镏龄的复信，信中戴镏龄通过引用大量的资料，探讨陶氏作诗文时的意境和心境，以证明谭先生译笔传神。对方表示满意戴镏龄的解释，不再坚持己见。关庆宁忆道，“戴先生的来信本身就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全国首批英语语言文学博导
只要和戴镏龄共过事的人，便能知道他极其地爱惜人才。刚从广西牢狱释放出来的梁宗岱，被戴镏龄盛情邀请到外语系教书。他所重用的干部，如方淑珍、周光耀等人皆各有所长。尽管吴继辉有些历史问题，但是在戴镏龄的眼里，人才至上，至于阶级出身、个人履历、则在次要之列。
在戴镏龄带领中南五省外语人才入驻中大前，广东英语教育比较薄弱，戴镏龄等人加盟为广东英语界培养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广外、华南师大、暨南大学等校的英语系，都聚集了在他指导下成长的精英。戴镏龄教学认真负责，并有创新精神。在外语系为本科生开课的同时，在50年代已在国内首次指导词汇学研究生。1981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为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首批博士生导师，接着便培养出中国第一位英语语言文学博士。他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设过10多门课程，如：英语诗歌、欧洲古典名著、莎士比亚、西欧文艺批评史、英语写作、翻译等。
正如戴镏龄所说：“回忆数十年来，衣食奔走，运动疲劳，谈不上做学问，但热心外语教育，始终如一。”
治学严谨 淡泊名利
戴镏龄为人严谨，言谈谨慎。在谈文论学方面，戴镏龄对人对己要求都很严格，几乎可以称得上“严峻”。陈永培曾在毕业后请戴镏龄支持和指导他们进行翻译工作，却被一口回绝了。戴镏龄教导他们说，翻译不易搞，还不具备条件就不如多读书，多学习。陈永培在越来越明白译事之难后，更加觉得戴老当年的见解切中时弊。
戴镏龄为人低调，淡淡泊名利。在《我与翻译》一文中，戴镏龄先生说：“我三十年代初曾翻译过一本书，现在连书名都记不起了，幸亏流传不广，因为我的译文很不成熟。我当时虽也在报纸及杂志上用英文发表文章，那完全是少年进取的一股冲力所驱使的，实际上英文修养还很差，至于汉语的运用也是十分生硬。”
戴镏龄总是把学术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有着“义不容辞、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他在1996年病倒住院，痊愈出院后，他读到某著名杂志上一篇介绍英语学习词典发展史的文章，认为“此文材料不足，所述并不能让人满意。”并执意要重新改写自己为《实用英语学习词典》写好的代序《论现代兴起的英语学习词典》，令其更臻充实完善。尽管最后因身体欠佳作罢，但是他对学术探索的执着和严谨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旧书不厌百回读”
“旧书不厌百回读，明月自满千家墀。”是戴镏龄生前最喜爱的一副联子。他说，书一定要认真读、反复读，才能真正读懂它与体会它真实的含义。购置回来的书在他一次次的阅读中，总能给予他新的领悟，在书的字里行间，他写下许许多多的脚注和评语，同时也写下大量的读书笔记及学术研究手稿。由于反复翻阅，他的一本本藏书都显得有些残旧。
戴镏龄因为爱读书，为此还发生过一件趣事。在“文革”中被批斗游街后，他回家将头上的“高帽”摘下，洗掉脸上的油墨，随后拿起一本尚未被抄走的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还一边做笔记，好像刚才发生的事情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阅读完毕后，他意犹未尽，又想去找书，才发现家里的书房刚被红卫兵查封了。小儿子铭扬发现门上的封条还没干透，于是机警地将封条撕开，让父亲进去找书。父亲在书房翻找后捧出一叠书来，铭扬便再次把封条进行归位。
1970年后，在广外教书期间，因为书多，家里空间又局促，所以只能将书搁置到楼梯底下，不想楼梯底潮湿且白蚁成群，将戴镏龄珍藏多年的书都给蛀蚀了。据铭扬回忆：那天窗外下着毛毛细雨，父亲将白蚁蛀成焦块状的书搬到屋外，为了不影响别人，趁着夜深人静时烧书，从夜半一直烧至天明;他一边烧一边落泪，喃喃道：“这些书是很珍贵的啊……”想起这一幕，铭扬都会深情地说：“父亲这一生把书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那是父亲一辈子的财富和心血啊!”
